马尔为格鲁吉亚和亞美尼亞的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版了很多古格鲁吉亚和古亚美利亚文章和铭文,发掘了很多高加索古城市和寺庙(他的基本的一些著作都是在古城市阿尼完成的,前后持续几十年;1917年到1918今年之前很多的发掘资料都丢失了,因此马尔的阿尼作品具有很重要的开创者意义)。他的这些研究直到今天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从来也没有被怀疑过。相比在自己的家乡格鲁吉亚,在亚美利亚马尔更加受到欢迎。马尔和格鲁吉亚的语言学家不仅发生过一次冲突,这些都与马尔的文化政治观点有关。马尔否定格鲁吉亚语的政治独立性,支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呼吁第比利斯大学为全高加索大学,后来也是由于马尔的雅夫语理论与这些学者的观点不一致。但是,在亚美利亚马尔的《新语言学说》没有获得很高的欢迎度,这与他以前的著作是完全不同的。1950年在反对马尔主义的讨论中,最主要的反对者既有格鲁吉亚的 А. С. Чикобава,也有亚美利亚的Г. А. Капанцян。
由于缺少语言学的教育背景(当时马尔所学的是东方学,与语言学相去甚远)导致了马尔不能科学的检验自己的根据非经验建立的假设。马尔在实践上掌握很多语言,他掌握最全面的是南哥萨克与和阿布哈兹语历史;他忽视了对印欧语和突厥语历史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马尔不得不放弃哥萨克的考古工作,而这也激发了他的理论活动。他1923年出版的《关于语言新说》(новое учение о языке 雅弗语理论)中,就体现出来了他的一些非科学的,没有经过论证的理论,比如他认为所有语言的起源来自四个元素,雅弗语言的思想不是生产的,而是具有社会阶层共性的等等。
1920年代马尔的理论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一个原因是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支持十月革命,并于1930年入党。马尔于1934年以七十岁之龄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获得了列宁勋章。到1950年马尔的理论还被宣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反对马尔主义的都会遭到镇压,这也严重阻碍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亚美尼亚语言学家阿恰良和卡潘强(俄语:Капанцян, Григорий Айвазович)因此被解职。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Относительна марксизма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一文中,严厉批判马尔及其支持者,用斯大林的话说,“马尔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科学的存在不能没有争论”,“马尔主义”的这种行为“养成了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了专横行为”。马尔主义因此不再得势,而斯大林此举则让语言学在苏联学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分量及威望。[1][2][3]
Jah Gato , Nikolai Yakovlevich Marr. Amran. The Academy. 1932: 162.
Nikolai Yakovlevich Marr. Tristan and Isolda: love of the heroine of feudal Europe to the matriarchal goddess Afrevrazii.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1932: 286.
Nikolai Yakovlevich Marr, Valerian Borisovich Aptekar. Language and Society. State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 1934.
Nikolai Yakovlevich Marr. Description of the Georgian manuscripts of Sinai Monastery.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1940: 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