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施蒂纳是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作为个人无政府主义最早也最知名的支持者,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有关无政府主义思想史的调查中。”[7]在1844年,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德文:Der Einzige and sein Eigentum)[8]一书出版,被认为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奠基性文本”。[7]
麦克斯·施蒂纳和尼采的思想常被人比较。许多作家都讨论过他们写作中显然的相似性,并引发了前者对后者影响的问题。[9]可以确定,尼采读过有关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的《唯物主义之历史》(History of Materialism)和爱德华·封·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无意识的历史》(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都被提到,而这两部书青年尼采都很熟悉。[10]然而,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尼采直接读过该书。因为施蒂纳从未在尼采任何的出版物、论文、信件中被提到。[11]
意大利个人无政府主义和非法主义者(illegalist)者伦佐·纳威托(Renzo Novatore)同样表明受到尼采的很大影响。“写于1921年前后的《创造性的虚无》(Toward the Creative Nothing)中,显然可以感受到来自尼采的影响,书中一个接一个地攻击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法西斯主义,展示其内在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贫乏。”[5]在这首散文诗中,他写道:“于你,伟大的事物在于善中也同样在于恶中。但我们生活于善恶之彼岸,因为一切伟大均属于美。”、“甚至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这位最真的战争的嗜好者和战士最真诚的朋友——也保持着许多令人作呕和可鄙可弃,因为有人听到他大呼:‘对于我,你一定是那些极目而视,搜寻敌人的敌人者。在你们之中一眼可见仇恨在熊熊燃烧。你必须寻找你的敌人,打你的战争。这是为你的思想!如若你的思想屈服,你的诚实正直便会胜利地大呼!’但是,唉,这些解放野蛮人的英雄训诫毫无益处。”[5]
维森特·罗哈斯·里兹卡诺(Vicente Rojas Lizcano),笔名为比奥费罗·盘拉斯塔(Biofilo Panclasta),是一位哥伦比亚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作家和活动家。 1904年开始使用笔名Biofilo Panclasta。"Biofilo"在西班牙语中代表“爱生命者”,"Panclasta"代表“一切的敌人”[23]他走访超过五十个国家宣传无政府主义,他本人深受麦克斯·施蒂纳和尼采影响。他的作品包括Siete años enterrado vivo en una de las mazmorras de Gomezuela: Horripilante relato de un resucitado(1932)和 Mis prisiones, mis destierros y mi vida(1929),谈论作为冒险家、活动家和流浪者的冒险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和他多次在不同国家被监禁。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
美国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无政府:武装起来的渴求》(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报道“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古斯塔夫·兰道尔的主要著作《为了社会主义》(For Socialism)也直接基于尼采的思想。”[24]鲁道夫·拉克(Rudolf Rocker)是另一个敬佩尼采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支持者。“拉克在他的巨著《国家主义和文化》(Nationalism and Culture)中反复引用尼采,用来支撑他的观点,即国家主义和国家权力会对文化造成破坏性影响,因为‘文化总是创造性的’,而‘权力从不是创造性的。’拉克甚至以尼采的引语作为该书的结尾。”[2]拉克的《国家主义与文化》以权力意志理论为开头,驳斥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对历史中政治产生的影响追寻得越深入,我们就越确信‘权力意志’至今在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中是最强大的动力之一。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件都是特定的经济条件的结果并且在这些条件中得到解释,这种思想经不起仔细地考量。”[25]拉克还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翻译成了意第绪语。
埃玛·戈尔德曼被尼采极为深刻地影响“以至于所有尼采的著作都可以通过他的杂志《地球母亲》(Mother Earth)邮购到”。[24]戈尔德曼对待尼采的态度的最终概括,表露在她的自传《我的生活》(Living My Life)中:“我以为尼采不是一位社会理论家,而是一位诗人,一个反叛者和创造者。他的贵族气质既不源于血统,也非因财富;而在于精神。从此看来,尼采是位无政府主义者,并且所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贵族 ,我这样说。”、“在维也纳,一个人可以听到有关德国现代散文、诗歌的有趣讲座。也可以读到年轻的反偶像者们的艺术作品和书信,其中最大胆的便是尼采。他语言的魔力,他意象的美丽,将我带入从未梦及过的高度。我渴望痛读他的每一行文字,但我却没钱没钱买他的书。”[27]戈尔德曼甚至将尼采当做“荣光的无政府主义者”加以“施洗”。[2]埃玛·戈尔德曼“总是将他对自我创生的个人的拥护和一种克鲁泡特金主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2]
这位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她著名的文集《无政府主义及其他》(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的开篇“无政府主义:它究竟意味什么”("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中,热烈地为尼采和麦克斯·施蒂纳在无政府主义中受到的攻击作辩护,她说道:“读者中最令人沮丧的倾向就是把一句话从一个作品中割裂出来,作为对作者思想和人格的评判标准。比如,尼采被诽谤为是仇恨弱者,因为他相信超人。对那个巨人头脑的浅薄诠释者想不到,超人的想象也在呼唤一种社会状态,其中不会诞生出属于怯懦者和奴隶的种族。”[28]
另一处类似的将尼采运用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情况在 《道德的受害者》("Victims of Morality")中,她说道“道德对于已超越善和恶的她而言已不再有恐惧。虽然道德仍会持续地毁灭其受害者,它在现代精神的面前却是彻底无力的,后者以它全部的荣耀照耀在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眉上,解放了的和无惧的。”[29]
在颇具争议的她文章《少数对多数》(Minorities Versus Majorities)中,明显的尼采式的主题表现了出来。她写道:“如果让我对我们时代的趋势做个总结的话,我会说,数量。群众,大众的精神,统治一切地方,破坏质量。”[28]“今天,正如当时,公共意见是无所不在的暴政;今天,正如当时,多数就代表了一大群懦夫,意欲接受那反映着自身灵魂和头脑的贫乏的人。”[28] “这即是大众的血,那正被劫掠和利用的,同那些选票骗子一样,我也知道得很。但是我坚持,不是少数的寄生虫,而是大众自身应为这可怕的事态负责。他依附他的主人,爱那鞭子,并且是他第一个喊出‘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吧!’” [28]
费德丽卡·蒙特瑟尼
费德丽卡·蒙特瑟尼是西班牙语个人无政府主义杂志《白色杂志(英语:La Revista Blanca)》(La Revista Blanca)的编辑,随后作为西班牙的全国工人联盟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CNT-FAI)成员,并是四位接受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内阁的职位安排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而声名狼藉。[2]“根据理查德·克恩(Richard Kern)(在《红色年代/黑色年代: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政治史,1911至1937 [Red Years / Black Year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Spanish Anarchism, 1911–1937])的说法,尼采和麦克斯·施蒂纳,以及剧作家易卜生和无政府主义地理学者以利沙·雷克吕(Elisee Reclus),是她最喜爱的作家。克恩说,她认为:“女性的解放会导致社会革命更快的实现”“反对性别歧视的革命必须来自有智识的和好于战斗的‘未来之女性’。根据这个费德丽卡·蒙特瑟尼的尼采式观念,通过艺术和文学,女性能够实现他们修正自身角色的需求。”[2]
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哈基姆·贝(Hakim Bey)在解释他的主要概念“立即达成主义”(immediatism)时,说道:“日常生活被非凡之物——情景的创造——所透入,这情况属于那“物质的、身体的原则”,属于想象,属于现实活生生的构造……仅仅通过从‘幽灵’的催眠(施蒂纳称之为全部的抽象)中苏醒过来,实现了这种即刻性的个人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他欢愉的范围;但更多的要通过‘犯罪’来达成,仍更多的要通过在性爱中使自我加倍。由施蒂纳的‘自我所属的个体联盟’(Union of Self-Owning Ones),我们进步到了尼采的‘自由精神’的循环,继而到夏尔·傅立叶的‘激情序列’(Passional Series),加倍且再加倍我们自身,甚至如他者般在群体的性欲中作乘法。”[33]
暴动无政府主义者费罗·方恩(Feral Faun)提出了一套针对身份政治的尼采式的批评,在《欺压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victimization)中,他断言存在“女权主义版本的欺压的意识形态,此意识形态促进恐惧和个人的软弱(并进而促进对基于意识形态支持的群体和来自权威的家长式保护的依赖)”。[34]但在最后:“如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欺压的意识形态的变种也都是虚幻的意识的种种形式。接受受欺压者这一社会角色——不论是它的何种形式——就是选择不去为自己创造生活,不去探寻个人与社会结构的真实关系。一切局部的解放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种族解放、工人运动等等——都以其社会角色来定义个人。因此,这些运动不仅不能逆转现有视角,打破社会角色,允许个人基于他们的热情和欲望来创造现实;它们实际上反对这一逆转。反对使个人保持为主体的社会角色的‘解放’。”[34]
后无政府主义
后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当代的融合。后结构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都深受尼采影响,并在早期受乔治·巴塔耶影响。然而在后主政府主义中,英国人索尔·纽曼(Saul Newman)曾写过一篇名为《无政府主义和仇恨政治》(Anarch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sentiment)的文章[35],其中他指出尼采如何“视无政府主义在根部便被有害的仇恨之杂草所毒化,为一种弱者和可怜人的仇恨政治,奴隶道德。”[35]因而他的文章决意“严正控告无政府主义。”[35]所以他提出“无政府主义如何能变为一种新的‘英雄’哲学,不再反动,却创造价值。”[35]并且他持有一种有关共同体的概念“该共同体富于力量,这是‘主人’的共同体而非‘奴隶’的。这是寻求自我超越的共同体——持续地改变自身,知晓自己这样做的权力,并陶醉这知晓之中。”
近来法国无政府主义和享乐主义哲学家米歇·翁福雷接受了后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以此描述其对政治和伦理的态度。[36]他说五月风暴是“一场为终结唯一真相('One' truth)的尼采式的反叛,为使苦修式的基督教观念消亡,并帮助新的存在的可能性崛起,它为真理多样性提供了证据。”[37]2005年他出版了《论悲剧智慧——尼采文论》(De la sagesse tragique - Essai sur Nietzsche)[38]
^“尼采对施蒂纳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的可能的阅读、了解和剽窃已经成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并且为人讨论一个多世纪了。” Thomas H. Brobjer, "Philologica: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Stirner-Nietzsche Question", in The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 Issue 25, Spring 2003, pp. 109-114
^尼采发现朗格的书后,很快称赞其为“最近数十年间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886年十一月中旬给 Hermann Mushacke 的信);另见 Eduard von Hartmann, Ethische Studien, Leipzig: Haacke 1898, pp. 34-69
^Albert Levy, Stirner and Nietzsche, Paris, 1904, p. 9
^Eduard von Hartmann, Nietzsches "neue Moral", i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67. Jg., Heft 5, Mai 1891, S. 501-521; 包含更多明确的剽窃的指责增补版在: Ethische Studien, Leipzig, Haacke 1898, pp. 34-69
^这位作者认为比较两人时,应多加小心。然而,他写道:“正是这种在个人主义上的细微差别区分了尼采和施蒂纳,杰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在当代德国,施蒂纳的影响占据了惊人的比例,并且与尼采的影响相平行。这两位思想家被认为是一种本质上相同的哲学的倡导者。” Oscar Ewald, "German Philosophy in 1907",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17, No. 4, Jul., 1908, pp. 400-426
^(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尼采是否读过施蒂纳成为了伟大讨论的中心。”R.A. Nicholls, "Beginnings of the Nietzsche Vogue in Germany", in Modern Philology, Vol. 56, No. 1, Aug., 1958, pp. 29-30
^Levy 在1907年指出这两人写作中的相似只是表面上的。Albert Levy, Stirner and Nietzsche, Paris, 1904
^R.A. Nicholls, "Beginnings of the Nietzsche Vogue in Germany", in Modern Philology, Vol. 56, No. 1, Aug., 1958, pp. 24-37
^“施蒂纳正如尼采,后者显然被他影响,总是被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诠释。”, Saul Newman, From Bakunin to Lacan: Anti-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Dislocation of Power, Lexington Books, 2001, p 56;“我们甚至不能确认尼采读过施蒂纳。但二人写作中的相似如此显著,一直不能通过解释消除。”R. A. Samek, The Meta Phenomenon, p70, New York, 1981; Tom Goyens:(指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影响了尼采,甚至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对他注意。”T. Goyens, Beer and Revolution: The German Anarchist Movement In New York City, p197, Illinois, 2007
^“我们有全部的理由认为尼采对黑格尔主义运动有深刻认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本人。评估一个作者的哲学学习,并不在于他援引它作的次数,也不在于总是充满幻想和臆测的图书馆查书清单,而在于他对他本人作品的忏悔性的和批评性的说明。”Gilles Deleuze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1962 (2006 reprint, pp. 153-154)
^O. Ewald, "German Philosophy in 1907",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17, No. 4, Jul., 1908, pp. 400-426; T. A. Riley, "Anti-Statism in German Literature, as Exemplified by the Work of John Henry Mackay", in PMLA, Vol. 62, No. 3, Sep., 1947, pp. 828-843; C. E. Forth, "Nietzsche, Decadence, and Regeneration in France, 1891-95",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54, No. 1, Jan., 1993, pp. 97-117; 另见 Robert C. Holub's Nietzsche: Socialist, Anarchist, Feminist, an essay available onl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ebsite.
^"qu'il considère comme une révolte nietzschéenne pour avoir mis fin à la Vérité "Une", révélée, en mettant en évidence la diversité de vérités, pour avoir fait disparaître les idéaux ascétiques chrétiens et fait surgir de nouvelles possibilités d'existence."Michel Onfray : le post anarchisme expliqué à ma grand-mère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0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