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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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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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903年9月2日
大清江西省安福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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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 | 1971年8月5日(1971歲—08—05)(67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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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学校
(1925年)
-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學士
(1926年)
-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碩士
(1926年)
-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博士
(1929年)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
(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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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8月5日),祖籍江西省安福县,原名雄生,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学士、硕士、博士,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生平
清华时期
1903年9月2日,王造时出生于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商贾。1911年,八歲的王造時入讀私塾,造時這個名字是他的發蒙老師朱廉夫所取。1913年,入讀安福小學,接受新式教育。1916年,周利生曾為王造時短期補習,並向他介紹了清華的狀況。夏,他赴北京投考清華未取,於是返回江西省立第一中學唸書。1917年夏,他和潘大逵、彭文應一起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在清華時,曾組織“仁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5月7日,他參加清華學生代表團宣傳罷工罷市,6月4日,被捕關押在北大法科樓。8月28日,第二次被捕。1921年,高等科二年級時被選為清华学生会幹事部長,並參與《清華周刊》的編輯。
留美时期
1925年8月,從清华大学畢業,當時羅隆基也從清華肄業,他和王造時、彭文應都是安福同鄉,故有“安福三傑”之稱。秋,考取官費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讀政治学,他在威大的生活非常勤勞,和同學合租,自己做飯,為了節約一些錢資助未婚妻朱透芳來美讀書。1928年秋,兩人結婚。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國時,他很關注國內的政治局勢,時常邀請朋友討論,同時想成立一個政治組織,曾約集徐敦彰、彭文應、王國忠[需要消歧义]、陳國玱幾位同學集資,後來的《自由言論》和《主張與批評》都是用這筆錢創辦的。潘大逵. 我對王造時同志的點滴回憶. 1986年3月. 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哈罗德·拉斯基。
回国后
1929年,王造时经苏联回国,由潘光旦推薦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政治系教授,住在滬西極司斐爾路,和孟壽椿、劉大傑等人是鄰居。1930年,羅隆基、潘光旦和張壽鏞政見不合,他們離職後王造時便兼任文法學院院長。1931年,王造時也因政治原因被光華解聘。
抗战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同时開始做執業律師。王造时還與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等人聯署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並参与發起上海各界救国聯合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執行委員。1936年,改任宣传部长,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1月23日,他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在上海被逮捕,被拘留在蘇州高等法院七個月,著被稱為“救國會七君子”事件。七七事變後,迫於形勢,王造時於7月31日出獄。1938年3月,王造时應熊式輝之聘與羅隆基、許德珩籌辦江西省政治讲习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负责训练抗战时期江西省地方干部,並作為救國會代表參加国民参政会。9月,南昌淪陷,便轉赴吉安创办《前方日报》。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王造時和救國會成員草擬聲明表示反對。
内战时期
1946年5月,返回上海创办前方書店、前進中學和自由出版社,同时兼任私人法律顾问。1947年7月18日,國民政府公佈《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10月,學運爆發,王造時到十幾所大學演講支持反內戰。[1]
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的成員。[來源請求]王造时出面给当局施压、多方奔走,於次年2月保釋了美术家朱宣咸等《观察》的編委。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征用了虹口区多伦路93号花园洋房作为寓所。1949年,解放軍佔領上海後,他並未到新政府任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1950年10月25日,王造時擔任華東抗美援朝分會理事。1951年8月,被陳望道、胡曲園聘為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他參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院系調整後,復旦政治系併入華東政法學院,他被調到復旦歷史系兼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10月1日,他撰文支持五年計劃。1957年2月,被選為上海法學會副會長,3月20日,王造时在全國政協上發言刊在《人民日報》,題為《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其少。
1958年,大鳴大放時,王造時圍繞教育和民主法治提了一些意見,於是在後來的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成了“章羅同盟”上海分支的“頭目”。1960年9月30日,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被捕羈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肾综合症病逝獄中,享年70岁。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在父親死後不久她也死於癌症。[2]
平反
1980年6月,他被平反,8月20日,上海市政协和复旦大学联合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主要著作
主要译作
- ^ 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七君子之一王造时 第1版. 南昌. 1986年03月.
- ^ 葉永烈. 王造時—我的當場答复.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1. ISBN 7-5006-33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