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是李硕2022年出版的历史类非虚构书籍,其内容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周朝的历史,尤其是周朝取代商朝的历史和与之相关的人祭的兴衰。
内容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形成了杀人献祭(人祭)的原始宗教,夏朝沿袭,商朝则更加严重。周人本无人祭传统,但后来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曾被纣王拘禁,其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商朝的卜算,发展《易经》的体系,以推算“翦商”的战略。周武王伐纣后,曾模仿商人人祭。周公辅政,禁绝人祭,销毁了有关人祭的记录,发展出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孔子或许晚年发现了周公的这些事迹,所以才赞美周公,编辑六经,按照周公精神整理历史文献。六经的完成,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埋葬旧华夏事业的完成。直到夏、商遗址的发掘,“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释与复原。”[註 1]
写作和出版
李硕于2012年在《读库》杂志上发表长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此文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2]也附录于李硕2019年出版的著作《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2020年5月,李硕辞去新疆大学的教职,经过两年时间,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扩写为四十七万字的《翦商》,于2022年10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3]至2023年3月已卖出15万册。书籍出版后李硕接受了澎湃新闻[2]和上观新闻[4]的专访。李硕说,他起意写《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缘由是美国电影《启示》,“故事背景是玛雅帝国的人祭制度。这部电影让我感觉特别震撼。”撰写主要借鉴了《失落的文明》丛书。[2]
评论和荣誉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评价:“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5]
- 考古学家许宏作序推荐:“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专业靠谱”,“绝不外行”。“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6]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说,《翦商》应该算是一本真正的“天才之作”,“非常有想象力”。[5]作家甘武进说:“作者在此书的撰写中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运用大量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对应甲骨文卜辞及《易经》卦象,将费解的言辞重新释义,重构武王伐纣的历史认知等,为读者揭开了华夏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一页。”[7]
-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书评认为,《翦商》对文献的解释中“往往过分信从一家之言,实际上是为证成己说而采用了特定的观点,有先入为主的嫌疑。”[8]署名为“林屋公子”的文章认为,《翦商》中一些观点完全出于想象,“不少观点虽有依据,但非通说。”“还有一些明显的讹误。”“不过,《翦商》仍是一部瑕不掩瑜的著作”。[9]
-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铮强说,他看来《翦商》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深刻把握那段历史以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小说”。“这部作品用了大量考古资料与典籍作为材料,吸收了大量学术成果,对普通读者来说显得特别学术性,但很多重要的创新性描述,不是依据史料与逻辑推导出来的学术结论。”[10]
- 李昌懋认为:当代史的事件和话语极大影响了《翦商》的历史书写。《翦商》将文王塑造为“启示者”“立法者”(《翦商》将文王与摩西并提),将武王塑造为“复仇者”“革命者”,将周公塑造为“改革者”“启蒙者”,从而隐秘地呼应了新启蒙命题。[11]
- 《翦商》是豆瓣2022年度历史文化图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度十大好书、[3]《南方周末》2022年度十大好书。李硕因《翦商》获第11届春风悦读榜白银图书奖(非虚构类)。
注释
参考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