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 爵士,OM (英語:Sir Isaiah Berlin ,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是俄裔英国社会与政治理论家、哲学家 和观念史 学家。[1] 尽管伯林反对为出版而写作,但其演讲与谈话常被录制,并整理成文出版。伯林关于自由 理论和价值多元主义 的著作,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 和共产主义 的批评,对后续思潮有重要影响。
1909年,以赛亚·伯林出生于现拉脱维亚 首都里加 (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 ),6岁时移居彼得格勒 (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并在此见证了1917年俄国革命 。1921年,伯林随家人移居英国,他在伦敦圣保罗中学 接受教育,而后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学习古典文学。[2] 1932年,时年23岁的伯林获得了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奖学金。除个人写作外,他也将伊万·屠格涅夫 的作品翻译为英文。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伯林加入了英国外交事务部 。1957至1967年,伯林于牛津大学 担任社会和政治理论奇切尔教授 。他在1963至1964年间担任伦敦亚里士多德哲学协会 主席。1966年,伯林参与创立了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 ,并成为其首任院长。
1946年,伯林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1957年被授予下级勋位爵士 ,1971年被授予功绩勋章 。他于1974至1978年担任英国国家学术院 院长。1979年,伯林因其自始至终对公民自由 的维护而获得耶路撒冷奖 。1994年11月25日,伯林获得多伦多大学 荣誉法学博士,他为这次颁奖准备了一个简短的信条,这个信条后被称为“致21世纪的信息”。[3] 每年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犹太教堂 、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英国国家学术院以及拉脱维亚城市里加均会组织以赛亚·伯林主题讲座。
生平
早年生活
位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伯林故居,铭牌文字: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1909—1915年居住于此。
伯林在圣彼得堡时的住地,他在此目睹了俄国1917年革命。
1906年6月6日,以赛亚·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城市里加(当时当时属於沙皇俄国 )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父亲曼德尔·伯林(Mendel Berlin )从事木材贸易,母亲本名玛丽·(穆夏)·沃尔绍诺克(Marie (Musya) Volshonok )。[4] [5] [a] 伯林家的木材公司在波罗的海 地区占重要份额[6] ,在俄国亦有林地。[5] 在俄国林地中砍伐的树木借由道加瓦河 运输至公司位于里加的锯木厂。伯林的父亲是里加木材商协会主席[6] ,与西方世界工厂有频繁贸易往来,他不仅熟练掌握意第绪语 、俄语 、德语 ,亦通晓法语 和英语 。伯林母亲的母语是俄语,但她也熟练掌握意地绪语和拉脱维亚语 。[7]
幼时时伯林生活在里加,后搬往俄国普斯科夫 附近的木材小镇安德烈亚波尔 [8] ,6岁时移居彼得格勒 (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在彼得格勒时,伯林与家人住在瓦西里岛 ,后来搬到安格里斯基大街 。他们在安格里斯基大街与其他几位租户合租了一幢大楼,租户包括俄国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的女儿、一位芬兰事务副部长,以及一位高加索公主。然而,随着1917年俄国革命 的爆发,这些租户的财富大幅缩水。很快,这些以往显贵之人不得不在革命者的命令之下去填炉子、倒垃圾、扫院子。[9] 伯林从自家窗户以及和家庭教师在城中散步时目睹了发生于1917年的俄国二月 与十月革命 。他在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尤其是一次示威者聚集在在冬宫广场 时发生的事件[10] ,伯林描述道:
当时我大概七岁半,然后我——我告诉你过一个警察被拖走的可怕场景吗?——准确来说不是警察,而是潜伏在屋顶的枪手——被人拖走处以私刑……在革命初期,唯一还效忠沙皇的就是这些警察,这些人是“法老”。我还从未来有关俄国革命的历史中听到过“法老”这个称呼,但他们确实是存在的,他们就潜藏在屋顶或者阁楼。我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人,一个法老……这不是从书本里看来的故事,它是真实发生的。这个人被人群从屋顶拽到地上,显然处境非常不妙。我看到这人被人群包围,挣扎了大约二十……这在我心里留下了十分可怕的记忆,持续影响了我后续的人生。[11]
位于伦敦荷兰公园 的英格兰遗产委员会 蓝色牌匾 ,用以纪念以赛亚·伯林爵士。
革命发生后,伯林家族被认定为是资产阶级 ,愈发感到布尔什维克 政权法令带来的压力。1920年10月5日,他们离开彼得格勒前往里加,后又在反犹 的拉脱维亚当局要求下离开里加前往英国。1921年初,11岁的伯林跟随家人来到英国伦敦 ,居住在西南部瑟比顿 地区,并进入了当地的预备学校。[12] 一年后,伯林一家搬往伦敦西部的肯辛顿 地区,六年后又搬至北伦敦 的汉普斯特德 。
伯林的母语是俄语 ,刚来英国时几乎不会说英语。在英国生活不到一年,他便掌握了流利的英文。[13] 除了英语和俄语外,伯林还熟练掌握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此外他亦通晓希伯来语 、拉丁语 和古希腊语 。尽管伯林的英语流利,但他的元音 发音带有浓重的俄语口音。[14] 每次有人称他为英国哲学家时,他都会修正说自己是俄裔犹太人 :“我是来自里加的俄裔犹太人,无论我在英国生活多久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爱英国,我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并且我也很珍惜英国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但是我是俄裔犹太人;这是我出生便带有的印记,并将伴随至我死去。”[15] [16]
教育经历
伯林在伦敦圣保罗中学 接受教育,根据他的同学迈克尔·博纳维亚(Michael Bonavia )的记录,伯林
曾在学校少年辩论社和校联会取得了辉煌成果。他有着同辈远不及的新奇想法,并迅速而连贯的输出这些观点。但伯林也未因此招致嫉妒或敌意,因为他总是保持着必要的谦虚和礼貌。[17]
1928年,从圣保罗中学毕业后,伯林申请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但未获面试通过。随后他再次申请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在此修习古典文学(Literae humaniores )。他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了优等,同时还赢得了哲学专业的约翰·洛克奖。[18] 从基督圣体学院毕业后,伯林随即开始攻读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 ,并在毕业考试中再次获得了优等成绩。1932年,伯林参加考试,最终获选进入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其为首位进入该学院的犹太人。[20]
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期间,伯林结识了A.J.艾耶尔 ,两人成为了终身朋友与竞争对手。1940年,他参与了剑桥大学 的一次哲学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了解他人思想内在状况的论文。剑桥大学的许多哲学家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当时名声显赫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驳斥了伯林论文中的观点,但对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诚实与正直表示赞赏。
个人生活
在后续生涯中,除在二战期间为英国情报部门短暂效力外,伯林始终任职于牛津大学。[b] 出于他为英国政府付出的工作,伯林在1946年新年荣誉 上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 。[23] 他曾在1945年11月和1946年1月在列宁格勒 与俄国诗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玛托娃 有过会面,这两次会面对双方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伯林后来在信中表示,造访阿赫玛托娃“我认为是发生在我身上最令人激动的一件事” 。[25] 伯林因阿赫玛托娃所受的压迫而开始对苏联专制感到憎恶,这种憎恶促成了贯穿其后续作品的基调:对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的捍卫。
位于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 的伯林庭院。
1956年,伯林和艾琳·哈尔本(Aline Halban )结婚,艾琳是核物理学家汉斯·冯·哈尔本 的前妻,也是法国女子高尔夫锦标赛冠军获得者。[26] 艾琳来自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家庭,她的祖父是大革命前圣彼得堡的一位著名银行家和慈善家,母亲则是法国石油大亨亨利·多伊奇·德拉默特 的后代。
1959年,伯林获选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 院士[28] ,1975年成为美国哲学会 会士。[29] 1966年,伯林参与创建了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 。这个新学院立志成为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并且与牛津其他学院不同,它的运作是基于强烈的民主与平等主义原则。[30] 伯林亦是牛津大学罗瑟米尔美国研究所 创建委员会的一员。[31] 后世揭露的文件显示,伯林曾被委托评估艾萨克·多伊彻 的学术资历,由于多伊彻持有共产主义 倾向,伯林反对他在苏塞克斯大学 的政治学教授任命。[32]
去世
1997年11月5日,伯林在牛津去世,终年88岁。[1] 他被葬于牛津沃夫寇特公墓 。英国《独立报 》在其讣告中写道,“他具备出色的知识分子能力,深刻理解人类的行动、希望和畏惧。他热爱生活,欣赏人类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观点、特质、文学、音乐和艺术。”[34] 该报还表示,“以赛亚·伯林常被冠以最高级描述:世界上最伟大的谈话者,本世纪最富启发的读者,我们时代中最优秀的头脑之一。毫无疑问,他在诸多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34] 《纽约时报 》在其头版总结道,“他的生活充满欢乐——思想的乐趣、音乐的享受、友人的陪伴……而贯穿他作品的主题则是人类的自由与尊严……以赛亚爵士散发着幸福的气息。”[35]
思想观点
讲座与著述
伯林不爱写作,他的出版作品(包括他的文章与书籍)大多是讲座与谈话的整理。他甚至使用口述方法写信,通常是使用根德 录音带记录自己的言语或是与朋友的谈话。[36] 从录音向文本的转述由伯林的秘书负责,偶尔伯林的玩笑与笑声亦被记录至文本。[36] 人们常可在伯林作品中感受到日常对话的跳跃思维。[36]
两种自由概念
伯林对自由主义 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1958年,他在就任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时发表了名为“两种自由概念 ”的演讲,讲稿后续被整理为文本发表。[37] 此次演讲为当时的政治哲学 引入了分析哲学 方法。在演讲中,伯林定义了两种自由:免于外部干涉的消极自由 ,此为霍布斯 为自由作出的定义;以及为实现自我潜能的积极自由 ,这种自由并非是为摆脱某种限制,而是在自由状态下所能去做的事。伯林表示,当代许多政治思想家混淆了积极自由与理性抉择的概念,这些人认为理性 并未为大众所有,而只属于社会中一小部分精英团体。因此,这种混淆便导致了政治权力的滥用,进而危及人们的消极自由。这种对于积极自由的理性阐释在19世纪被用于论证理性主义 、家长主义 、社会工程 、历史主义 ,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控制。[38]
伯林倡导积极自由,因为他认为这种自由与雅典式的参与民主 有内在联系。[39] 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英文世界的自由往往指代消极自由,也即私人的自主性,这将排除国家的存在。而自法国大革命 以来,法语世界中的自由一词常被用作推行积极自由,这意味着自由的实现需要集体共同努力,那么就此而言,国家也就成了解放人民的必要工具。[40] [41]
反启蒙
伯林对启蒙运动 及其批评者(尤其是詹巴蒂斯塔·维柯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约瑟夫·德·迈斯特 和约翰·格奥尔格·哈曼 )的演说显示出他对不可还原的多元伦理本体论 的支持。[42] 在作品《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中,伯林表示哈曼是首个将人类认知 视为语言 表达(手势与符号)的学者。他指出,哈曼认识到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式 观念的缺陷,即不使用语言,仅凭借“心灵思考得出一种明晰观念”的说法的荒谬性。哈曼的观点亦强烈影响了20世纪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私人语言论证 理论。[43]
价值多元主义
伯林认为,价值是人类的创造,而非某种等待发现的自然事物。他指出,基于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和移情,某些特定的价值——例如个体自由的重要性——具备普适性,这也即他所谓的客观价值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不等于价值相对主义 。[44] [45] 伯林的观点基于维特根斯坦 晚期思想中的语言理论,该理论指出,价值的内在可译性是基于生活形式的随附 。反之,当生活于一种文化环境的人试图理解另一种文化价值时,也反映出了人类连续的价值结构。基于上述观点,伯林指出道德价值可能在不可言说的层面上是同等有效,却是无法比较的,并且或许也会在缺乏语境的情况下相互冲突。价值冲突并不意味着一种价值比另一种更有效:例如信守诺言或许会与追寻真理相冲突,自由或许会与社会正义 冲突。[46] 伯林表示,“道德冲突是内在于人类生活的,无法消除的元素”,“价值正是从其相互冲突中显现本性,展示出我们的本质”。[47] 他还认为,价值冲突不仅发生于人与人之间,亦出现在个体内部,由此引发人类生活的悲剧性。[48] 不过,经济学家艾伦·布朗 指出,伯林或许忽视了价值可由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程度作出比较。[49]
刺猬和狐狸
“刺猬和狐狸”的寓言源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库斯 ,他说,“狐狸 懂得很多事情,但刺猬 只懂得一個大事情”。[50] 伯林在论文中引述了这个寓言,他将哲学家归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刺猬型是指仅透过单一观点或系统来观照世界的人,例如柏拉图 ;而狐狸型则是追寻多种不同经验事物,并将其杂糅为一体(如莎士比亚 在《哈姆雷特 》第一幕第五节所写“霍拉旭,天地之間有許多事情,是你們的哲學裡所沒有夢想到的呢”)。[51] [50] 这篇论文在大众中的欢迎程度令伯林始料未及,他后来评论说,“我并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提起这则寓言,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有趣智识游戏,但显然它被人们赋予了严肃的内涵。”[52]
其他作品
伯林1954年的论文《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关注历史哲学 的争议。他表示社会中存在两种关于历史的决定论 观点:整个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极小部份卓越的个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在人类的控制范围,都出自不被人左右的无意识力量。伯林拒绝上述两种观点,认为对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的解释是无意义、荒谬的。[53] 伯林也写过一些有关俄国思想史的文章,其中大多被收录在《俄国思想家》一书。此外,他也创作了一些关于同时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人物的文章,这些人物包括温斯顿·丘吉尔 、富兰克林·罗斯福 、哈伊姆·魏茨曼 等。对十八位当代人物的评述被编为《个人印象》出版。[54]
纪念
牛津大学有多项纪念以赛亚·伯林的活动,并有以他命名的奖学金,例如沃弗森以赛亚·伯林克拉伦登奖学金(Wolfson Isaiah Berlin Clarendon Scholarship ),以及以赛亚·伯林客座教授席位(The Isaiah Berlin Visiting Professorship )和年度伯林讲座。沃弗森学院 的伯林庭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拉脱维亚 的以赛亚·伯林协会成立于2011年,协会致力于推广伯林的价值观点,并每年组织伯林日讲座活动。[55] 英国国家学术院 亦从2001年起举办伯林系列讲座。[56] 伯林许多私人藏书都被捐赠给了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 ,成为了该校阿拉纳图书馆的一部分。图书馆三楼设置了以赛亚·伯林屋,其为伯林牛津大学书房的原样复制。[57] 在伯林高中母校伦敦圣保罗中学 亦有以赛亚·伯林协会,该协会定期邀请世界各地著名学者,分享有关人生问题的观点,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最新一期活动邀请了哲学家安东尼·克利福德·格雷林 、布拉德·胡克 、乔纳森·丹西 、约翰·科廷厄姆 、蒂姆·克兰 、阿里夫·艾哈迈德 、休·梅勒 、大卫·帕皮诺 。[58]
作品列表
除《未完成的对话》(Unfinished Dialogue )外,伯林自1978年以来列出的所有作品(以及再版)均由亨利·哈代 编辑。除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外,所有书籍均为讲座、文章、信件的整理或合集。除书籍外,伯林也写过大量信件,这些信件后来也被整理出版。
作品名称
原名
出版年份
备注
卡尔·马克思: 生平与环境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1939
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56
刺猬和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1953
四论自由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969
维柯与赫尔德:历史观念的两种研究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6
俄国思想家
Russian Thinkers
1978
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8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9
个人印象
Personal Impressions
1980
扭曲的人性之材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0
北方的巫师:哈曼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起源
The Magus of the North: J. G. Ha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rationalism
1993
现实感:思想史研究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1996
人类的恰当研究:论文集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1997
浪漫主义的根源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1999
整理自1965年讲座
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维柯、赫尔德、哈曼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Vico, Hamann, Herder
2000
思想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as
2000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2002
整理自1952年讲座
自由
Liberty
2002
对《四论自由》的修改与补充
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下的俄国文化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2004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它们的兴起及其对现代思想的影响
Political Ideas in the Romantic Age: Their Rise and Influence on Modern Thought
2006
未完成的对话
Unfinished Dialogue
2006
与波兰亚捷隆大学 Beata Polanowska-Sygulska博士的对话
注释
^ 根据犹太家谱网站JewishGen.org上关于伯林父母1906年的婚姻登记记录,他母亲的姓名拼写为Musya Volshonok。
^ 伯林曾在1940至1942年在美国纽约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1942至1946年在在华盛顿特区和莫斯科为英国大使馆工作。
参考文献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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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延伸阅读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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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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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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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Isaiah Berlin's Blue Plaque on Headington House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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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iah Berlin Day in Riga
伯林的虚拟图书馆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劉擎:〈伯林與自由民族主義〉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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